这两首诗就是由两种不同层次的自责所构成的,也恰恰印证了一百年前英国

简介: 这两首诗就是由两种不同层次的自责所构成的,也恰恰印证了一百年前英国的女作家伍尔芙,在其《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这本书里所说的:“

李清照固然是最杰出的女词人,但是精确一点来讲,“女诗人”的桂冠应该归诸南宋的朱淑真。

她是唐宋以来留存作品最丰盛的女作家之一,单单以诗歌来说,朱淑真的《断肠集》十八卷,其中收录了三百三十七首诗,无论是质、还是量,这两方面都优于李清照。

尤其是,对于男性社会里女性屈居于第二性的性别待遇,朱淑真的认识要更透彻得多,甚至我们可以说,朱淑真是传统中最早的女性主义者,她拥有一种“女性主义意识”。

你看《一剪梅》所说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就把看不见的“情”给具体化了,苦恼的情落实在皱着的眉头上,那么明显,它沉甸甸的,像千钧重似的;可即使眉头舒展了,那情却仍然没有消失,直接坠落下来,继续纠结在心里,所以说“无计可消除”。

还有所谓的:“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

而我们应该知道,“诗”和“词”是两种不同的文类,作诗、填词所需要的才能也并不一样。

比较上来说,词是一种非常女性化的文类,最早开始发展的时候,主要就是写美女与爱情的题材,再加上要配合歌唱的韵律,句式长长短短,因此特别显得旖旎妩媚,与文人用来抒情言志的“诗歌”是很不相同的。

古人就曾经比较这两种文学类型的特质,而有“诗庄词媚”的说法,句式整齐的诗歌显得庄重典雅,偏向男性化;而词则是妩媚娇柔,偏向女性化,这确实洞察了诗、词这两种写作方向的差别。

从这个角度来说,李清照固然是最杰出的女词人,但是精确一点来讲,“女诗人”的桂冠应该归诸南宋的朱淑真。

她是唐宋以来留存作品最丰盛的女作家之一,姑且不算三十三阕的词,单单以诗歌来说,朱淑真的《断肠集》十八卷,其中收录了三百三十七首诗,无论是质、还是量,这两方面都优于李清照。

尤其是,对于男性社会里女性屈居于第二性的性别待遇,朱淑真的认识要更透彻得多,甚至我们可以说,朱淑真是传统中最早的女性主义者,为什么这么说呢?

现代的学者勒纳(G. Lerner,1920~)指出,在这种意识之下,女性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居于从属地位的群体,作为这个群体的成员,自己受到了不公的待遇;也意识到自己居于从属地位并不是一种自然的状况,而是由社会决定的。

从这样的定义来看,朱淑真确实可以被称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她的女性意识就表现在《自责二首》这一组诗中。

女性意识觉醒的先锋们先看《自责二首》之一云: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

第一句“女子弄文诚可罪”就一针见血,点出女性被排除在文章事业之外的不公平,原来女性操觚作文,竟然确实是一桩必须被指责的罪过!

“弄文”不只是写写文章、作诗填词而已,如果我们知道早在汉魏之际,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中就已经认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可见文章是一种永恒的事业,可以超越时间、超越荣华富贵。

这么一来,“女子弄文诚可罪”的性别规范,让女性不只是失去了借著书写字以抒情言志的机会而已,更被剥夺了永恒的价值。

吟风弄月的歌咏之作既然被视为二流作品,那就更加不允许女性从事创作了,所以说“那堪咏月更吟风”。

甚至严厉一点的话,还有不少文人担心这样的“咏月更吟风”会败坏女性的心性,让她情思放荡而不守妇道。

《新梁山伯与祝英台》剧照在这样的看法之下,朱淑真很清楚地感受到沉重的社会压力,于是感叹说:“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

”代表用功读书的“磨穿铁砚”不是我们女人的事,那是谁的事呢?

当然是男人的事,而且是上进的男人的事。

这个典故出自《五代史·桑维翰传》引宋朝何薳《春渚纪闻》的一则故事:桑维翰试进士,有司嫌其姓,黜之。

意思是,桑维翰参加进士考试,主试者嫌弃他的姓氏,因为桑树的“桑”和丧事的“丧”同音,让人觉得不吉利,于是把他给罢黜了,没有考上。

这么一来,“铁砚”就和李白的“铁杵磨成绣花针”的故事一样,都是励志的典范。

只可惜,在古代男女有别的情况下,女性连接受磨炼、吃苦励志的机会都没有。

或者应该说,女性不是没有吃苦磨炼的机会,而是她们的吃苦磨炼必须用在家务事上,朱淑真便悲哀地说“绣折金针却有功”,致力于纺织针黹的女红,才是女性分内的事啊!

三从四德的“四德”里,就包括了“妇红”这一项,勤于刺绣缝补乃至折断了金针,那可以算是无比荣耀的功劳。

《新梁山伯与祝英台》剧照但是,朱淑真的兴趣和才华,却不是做家事而是作文章,她的手喜欢拿笔而不是拿针,因为拿起笔来刻画那无穷无尽的心灵宇宙与大千世界,那真是太有趣的探索了,哪里是琐琐碎碎的针线活能比得上的呢?

缝缝补补就像柴米油盐,每天不断地重复,毫无创意;虽然说刺绣纺织之类的精致工艺,其中也需要高明的技巧和灵敏的慧心,但那只能算是“小道”,和真正的知识学问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如《论语·子张篇》记载子夏所说的:“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而君子追求的大道,就是关于世界的知识、经世济民的学问,那可不是光手巧心细就可以做到的了。

就这一点而言,早在晚唐时期的一位豪放才女鱼玄机,就已经抒发过类似的感慨,她在《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这一首诗中说:云峰满目放春晴,历历银钩指下生。

“崇真观”位于长安城的朱雀街上,这时适逢春闱发榜,考生们纷纷赶到这里,争相寻找榜单上是否有自己的名字,少女鱼玄机也挤在人群中,浏览那些和自己无关的赵钱孙李。

她看到“历历银钩指下生”,历历在目的是题名的“银钩”,也就是刚劲有力的书法字,一笔一笔都力透纸背,就像带有力拔山兮的气势,那些书法字决定了多少人的命运!

握着毛笔的手指下一一写出银钩般的字迹,在这份榜单上历历在目,一个个都是新科进士,从此人生就要展开崭新的一页了。

中举的心情有如刚刚及第登科的孟郊《登科后》所说的: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于是鱼玄机由羡生恨,在这首诗的后半段笔锋一转,说她“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恨自己的诗歌才华被女性穿着的绫罗衣裳给掩盖了,即使她满腹的才华毫不亚于那些中举的进士。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这样的名句,就是鱼玄机写出来的,但只因为身为女性的关系,就被剥夺了应试的机会,更不可能金榜题名!

从这首诗可以清楚看到,鱼玄机拥有一个不甘于受性别限制的灵魂,所以能感受到女性被压抑的痛苦,这种“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的“恨”,可不是一般女作家“感春伤秋”的愁绪。

因为这种“恨”来自一种发现性别不平等的进步意识,具有思想的深度,在层次上远远高过于多愁善感的情绪。

后来到了清朝,小说家曹雪芹也创造出一位具有进步意识的金钗——贾探春。

在《红楼梦》第五十五回里,杰出的三姑娘探春就悲愤地说道: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

偏我是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有我乱说的。

电视剧《红楼梦》中的探春这不就等于是鱼玄机所感慨的“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吗?

试想:对这样不同的性别待遇,女性若选择隐忍,就得承受理想与才华被埋没或扭曲的悲剧;若选择揭竿而起,则要面对父权社会更严厉的指控,不但没有出路,恐怕还会遭遇更惨烈的下场,鲁迅不就犀利地提醒大家,“娜拉(出自易卜生《玩偶之家》)出走之后该怎么办”?

因此,“隐忍”是对抗性别的不平等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办法,而女性在了解自己的处境之后,便很难能够不去怨天尤人,喟叹世道不公。

易卜生《玩偶之家》因此,朱淑真不得不发出深沉的感慨了,但她又实在无法放弃写作,自己还曾经坦承说:“情知废事因诗句,气习难除笔砚缘。

”(《暮春三首》其二)她非常明白自己之所以会荒废事务,就是因为把时间心力用在了诗句的创作上了。

朱淑真为了消遣而看诗,本来是为了驱除烦闷,没想到“又见诗中话别离”,诗篇里写的是离别的悲哀,反倒让心情增添了一份萧索,而更加沉重,这岂不是适得其反吗?

这种出乎意料的结果,竟然让女诗人自我解嘲起来了,说“始知伶俐不如痴”。

从表面上来看,朱淑真一方面自责是个女性,偏偏越过性别界线去从事诗词创作,这是一条罪过;另一方面她又自责太过伶俐,读了不该读的诗而反倒加重了萧索之情,简直是咎由自取。

这两首诗就是由两种不同层次的自责所构成的,也恰恰印证了一百年前英国的女作家伍尔芙,在其《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这本书里所说的:“一个生在十六世纪有很高写诗天分的女人,可以说是一个不幸的、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女人。

”而朱淑真却是生在更早的十二世纪的女诗人,难怪她这么地不快乐,还要写诗来自责了。

英国作家伍尔夫只不过,朱淑真表面上是自责,其实是意在言外,我们要懂得读出字里行间的弦外之音。

至于第二首的自责,那就属于“正言若反”“其词若有憾焉,而心实喜之”了,因为“诗人”不就是性灵之所钟,才能感应宇宙万物的奥妙以及人生的悲欢离合吗?

因此认真说起来,朱淑真应该是宁愿“伶俐”而痛苦,而不要无忧无虑的痴傻吧?

能感应那份存在的萧索,能承受生命的苦痛,才是真正活着的证明,这也是“宁愿做痛苦的苏格拉底,而不要做快乐的猪”的一种表现。

这么说来,诗题上所说的“自责”,岂不是一种反讽吗?

而这种反讽的写法是那么温柔敦厚,又那么伶俐巧妙,真是令人赞叹。

我们看到朱淑真这位优秀的女诗人,用诗歌来自责,简直是对男权社会的绝妙反讽,既然你们不许女子写诗,我就故意写诗,然后又在诗歌里自我责备,其实表达了对性别不公的抗议,可见朱淑真确实是一个非常聪明伶俐的女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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