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竹书纪年》则有“帝黄服斋于宫中,坐于玄扈洛水之上…

简介: 而《竹书纪年》则有“帝黄服斋于宫中,坐于玄扈洛水之上…

近年来,河南南阳辖区内陆续发现大量“凹穴岩画”,加上河南境内2008年于具茨山发现此类岩画以来的其它发现,逐渐引起更多关注,陆续有诸多解读文章发表。

民间有称这种岩画为“天书”,部分学者把此类岩画称之为“岩石文”,也有把它与“泥陶文” 一起和甲骨文并列作为中国远古的文字。

【1】经恩师嘱咐,笔者很愿意利用多年对《周易》象类的学习心得来成为南阳岩画众多解读者中的一员。

首先,我们辜且不论这些“岩画”是否应当归为文字,但它们这种表达方式是文字成熟前中华文明中一种惯常的表达和记载手段是可以确认的。

中华传世经典《周易》把此类通过事物图像结合一些抽象性符号来表情达意,传递思想的方式和载体总结性的称为“书契”。

这里书是用颜色等进行绘写,如仰韶文明的彩陶纹饰。

契是雕刻,包括造型或者图像纹饰,南阳“岩石文(岩画)”即是此类。

所谓象包括物象和数象等,也包括由物象经抽象处理后的符号。

这种方法渊源深厚,并逐渐形成由据象归类、取象比类和运数比类为构架的系统性的方法论。

《周易·易传》第一次把象类作为一种方法论进行了解析和大肆阐扬,并由此揭示了上古巫蛊学术的核心,剥离了它的神秘主义外衣,以供文字成熟前后的沟通。

现在我们就通过南阳岩画系列解读文章中公布的部分有代表性的“岩石文”进行“象类”解析,以窥探这些“岩石文”是在表什么情,达什么意,以及它们是如何实现表情达意的。

一,“象天”“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周易·系辞》“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周易·系辞》“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由此可以看出象和易是紧密相关的,而且象来自于图像。

”的含义是说远古圣人因为在高天之下看见天空的玄妙幽深,从而把它比拟为各种形容样貌,并以此来象征事物的宜忌。

通过“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及“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则可知“类”包括分类和类比的逻辑推理过程。

另外“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则告诉我们,在《周易》中形与象存在区别,即形是以写实为基础,象是以概略为运用。

明白象类的理论由来和一些基本逻辑基础,我们就来对照南阳“岩画”中的“象天”表意实例。

它的特征是几何化,几何化是事物抽象化的标志特征。

也就是说这些几何化的图形是众多实物观察中总结出来的事物共性,而以共性统摄诸物是《周易》象类的基本特征,即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

”—《周易·系辞》“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周易·系辞》“敕勒川,阴山下。

但是如果我们对照《周易·系辞》总结的法象天地,悬象日月,制器尚象的象类表达逻辑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些所有的器物包括前面南阳岩画图1-图3的圆中圆圈中圈的几何构型都有一个共同的象征意指,那就是象天象日。

这些象类器物就是他们当时思考后效法天象的记载,现在我们来对各种象天器物的异同试作分析。

”—《晋书·天文志》从图1至图11,这些器物或者图画虽然都是天象的表达,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

如柿子滩驼鸟蛋皮串珠,上山圆形穿孔器,红山方圆玉器,南阳磨石岩画以及后世所有的玉璧都是抽象化(几何化)的表意系统(礼器),而仙人洞、玉蟾岩及半坡陶器则是实用器物喻意系统(用器)。

所有实用化的象天陶器都是原样塑造了“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人类仰望观感。

图12则是在这种仰望星空观感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中华古代天文学流派“盖天说”的图仪,从《晋书·天文志》中盖天说所言“天似盖笠”的记述结合《周易》观象制器理论可以视作旧石器至新石器初、中期釜形陶器占多数是盖天之象的人类观物制器的成熟文字佐证。

作为几何化的玉璧和南阳璧状岩画,则把覆釜型的天象经思维处理后进行了平面化压缩即几何化处理,以方便进行书绘并减少意向表达工作量,所以它们是更进一步的有意识的象形表意系统,即符号。

从图6的图示我们可以知道,其平面化和几何化依据来源于垂直正视图,这完全符合几何原理。

所以古人的表意系统完全遵循了他们当时所能达到的逻辑认知,与超自然的神灵实际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璧的内外圈间是象天,玉器行业术语称“肉”,内圈是象日,玉器行业术语称“好”,由此可以用日当顶以喻中。

而方形璧象类的是日正地中,这是因为方形在五行纹体中表示土,而土为四方所围绕。

”—《尚书·大禹谟》当我们知道璧的圆中圆,圈中圈是日在天中的象类表达之后,我们就能很好的理解为什么在《周礼》中璧会成为六器之首,因为天地四方当中以天为至尊。

当我们知道璧是天日的象征之后就不需要注疏了,我们只需要去天空下看看,天要比太阳大得多,所以表现天日之象时,璧肉自然要厚实些不能太薄,否则就会与真实的天日场景失去逻辑符合性。

如果我们再接合《尚书·大禹谟》和儒家十六字心法,就知道南阳璧形岩画,的表意核心是“普天之下,率土之滨”,“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中华地域崇拜,因为河南的伊洛盆地周边就是中华天造地设的中心区域。

当我们知道璧的象征意义是天下一统和居中以制的中华理想之后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古代玉器被贵族垄断,因为它是主要的意识形态的隐秘表达载体。

普通人拥有这种载体后就可能会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奥秘,不利于贵族阶级的长久。

东亚神州,一个展现出汉字申字的地理单元中其十字形山结交汇地方就是以伊洛盆地为中心的豫地。

神州的外圈头部东北隅呈现一个明显的成年象头轮廓,内圈《禹贡》九州之豫州地象正好与二里头幼年象鼻形盉的形象相匹配,由此神州地象与豫州地象及豫字的内中含义都昭然若揭的告诉我们这些物象与物象的组合中隐喻着中华人文中的地域崇拜。

由于南阳正在豫州南部,由此我们按照《周易》象类可以推知南阳名称的由来是得自于它处于伊洛中国南面开阔地。

由此我们也可以推知远古南阳人摩刻大量此类璧形岩画于大地之上,是为了天地映证,昭示南阳地区属于天地之中的中华核心层,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地理崇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确定,南阳岩画充分利用了《周易·系辞》中总结的象天制器以表意的象类理论,众多大型璧类岩画就是此种实物表现。

通过“象天”表意的理论和实践的对应研究,将有利于我们对南阳岩画解析和中华远古传统文化的理解。

二、法地南阳岩画除去充分利用了《周易·系辞》象类理论中的象天制器类事之外,还有法地制器以表意,现在我们试为论述。

图14:南阳市南召县石门乡寺山“石钺”(凤凰网—河南版)图15:小石庙玉钺凹刻(凤凰网—河南版)图16:黑石寨岩磨刻“三圈层”及中心“钺”象(凤凰网—河南版)图17:中华四隅划分之黄土高原乾天斧钺一上制三下地缘形势图图14至图16分别为三种不同的斧状岩画,专家们解析为古代一种礼器钺。

图17左上角为南阳黄山遗址新出土的玉钺【2】,比其形制,可以确认相应岩画摩刻的就是古代象征武力强权的礼器钺。

但单凭这些我们还很难确认钺的象征意义由来,故笔者根据《周易》象类理论,综合种种指引把钺的象类原型找了出来如图17。

这个斧钺形地象占据了整个黄土高原的绝大部分,位于中华四隅的西北隅,居高临下威制着东北、东南和西南三隅。

可谓一上制三下,营造了华夏四隅基本的地缘战略关系。

由于西北为乾天,故有天钺之称,又由于这个斧钺地象是天生地长,古人认为这其中会有某种神秘力量,故用他来象征帝王奉天之伐的神圣性。

由此所谓法地就是根据地理形态组合,地缘利害关系等自然地理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类无法超越的自然法则中总结出来可以指导人类生产生活甚至斗争所应该遵循的程式和方法的一种人类技能的由来甚至崇拜。

南阳岩画的表意方式通过钺器摩刻,使用了《周易》象类理论的法地思维。

三、类物南阳岩画除去象天,法地等象类方法的运用之外,还有类物。

所谓类物,就是用我们生活中一些实际存在物象来比拟表达另一种比较隐晦的事物,以实现记载或者传播的目的。

图18:南阳南召县南河店镇马沟村龟背石刻符图19:河南舞钢贾湖遗址出土实物龟腹甲及其眼型刻符图20:河南舞钢青龙山龟背石造型及岩画(舞钢旅游)图21:中华本土龟腹甲背甲及拟星配数示意图图22:凌家滩出土玉龟的腹背甲含合玉板及刻纹(《中国玉器通史—新石器,南方卷》)图23:“神龟负中州”地理象类示意图“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滥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

图18是南阳岩画的刻石图纹,给我们体现的是一幅龟背形态,而当地人亦称此石为龟背石。

故笔者选取了同为河南,位于伊洛盆地东边的舞钢地区贾湖遗址出土的一副远古龟腹甲实物及其刻符(图19),以及同为岩画的河南舞钢青龙山龟石造型及刻符(图20)。

由此我们知道通过龟背来象义比事是中华文明远古时代的惯例,龟也被列入远古四大神灵瑞兽之中,与麒麟凤凰等并例,且龟是其中唯一在现实世界中有生物体对应的灵兽。

由于龟在自然界中是实物存在的,故我转载了关于中华本土龟的腹甲和背甲的生物学构成图并作成其拟星配数示意图,便于大家参照(图21)。

通过对生物学龟的背甲和腹甲构成的学习,我们可以发现,龟的腹甲中间部分呈左右对称,其中腹盾3和股盾2最大且居中,可以构成被“十”字中分的四隅形态。

这正可以和中华易理中的五行四方的易理逻辑构成匹配,故古人可以借此以寄意。

我们再看龟的背甲,其中间主体部分纵横的有十三块龟甲,是五行与八卦和数。

说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明白,中华远古神秘主义学术《洛书》九宫就是效法中华本土龟这种动物的背甲而创制,唐朝丁泽《龟负图》一诗正是吟咏此种情态的作品。

如果我们把龟的腹甲象征五行的四隅五方和龟的背甲对应八卦九宫结合起来,构成内五行,外八卦的基本方位划分系统。

由此我们也就知道为什么安微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龟腹甲上会钻五个孔,而背甲上会钻八个孔了(图22)。

就是神州大地按地理轮廓地势情态可以比拟为一个以山东为龟头,以伊洛中国为龟的腹盾和股盾的十字交叉点,由此可以划分出中华的四隅,四隅交合处就是中州,也就是中国。

由此我们知道,中华远祖是先发现了神州地理具有四隅五方划分情态,及东方地形轮廓为龟形,故能与龟的腹甲作参照性对比,再把这个巧合当作一种神圣的喻示。

由此龟就和中华易学及巫蛊卜筮活动结下不解之缘,《周易·系辞》说:“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就是这种缘分的集中表达。

这也就是龟被作为崇拜物的原因,本质还是仿生学习。

后来八卦又在五行的基础上层累生发,故中华封建时代地理划分就自然利用龟的背甲而作八卦九囿或者九州的划分,以示中外之份。

由于《禹贡》九州地域划分中中国的主体都在龟形地理背上,故称之为“神龟负书”出洛水。

这里所谓神龟即指有形象而无实际形体,书就是按九宫格数象来划分和均衡九州地理及人文,以求当时封建制度的长治久安。

说清楚了龟如何成为中华文明圣物,我们再来看南阳岩石文的刻画,从上面“卅”字形区格,我们知道这是画的中华本土龟掐头去尾的腹甲中部,由此知道它是在用四方五行喻事。

当我们把该图纹的头部调向东方即与中华地理的山东半朝向一致,可以发现该幅龟背石中上位置是一眼型符号,其它纹饰或者符号于东南角环绕之,这和南阳与伊洛中国的位置及南阳的地缘战略有利于镇制东南相匹配。

当我们把腹甲头端调为朝东之后,我们会发现该眼形纹刻划的位置对应中华四隅的西南隅。

而中华西南巴蜀正是以眼睛为地理崇拜并作为标志物之一,大家可以去参观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中众多眼形器,它们都是表达这种地理崇拜以为喻意。

所以通过这个腹甲眼形刻纹我们就知道贾湖文化的创造者是和西南巴蜀有绝大关系的一个群体,由于其中关联甚多,此不过多述及。

综合而言,我们可以知道南阳岩石文刻画,利用了《周易》象类中的类物手法。

也就是把人文属性的地理划分,比拟为自然界真实存在的事物。

从而在没有成熟文字的时代借用这个自然实物来实现象类记载和表达,以实现知识的跨代传播,可以解决结绳记事很多时候需要当面口传的缺点。

”—《周易·系辞》“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

”— 《周易·系辞》我们先来说一下,拟情是什么意思。

根据《周易·系辞》说圣人立象尽意,设卦尽情伪,情伪相感生利害的论述可知,情是指两个以上表意物象间真实的关联状态。

所以拟情就是通过事物间的关联比拟来表情达意,以实现记载的目的。

《周易·系辞》又说包牺氏象天法地,类物鸟兽,可以通神明之德,能类万物之情,所以拟情也是《周易》象类重要的表达方式。

二者有共同点,都是一大一小,且对面看都是左大右小,同时其小者与大者比例的关系都是上下两端中缩而成。

然后我们再来看二者的区别,图24:石门乡大石庙“双钺”并排岩画中“双钺”类型完全一致,只有大小之别。

但图25南阳石门乡寺山村“双钺”表达方式就大有不同,其右边小钺,其边框有经两次摩刻迹象,其形态已经不太象一个钺而更象一个竖立长方形,从人文情态上来说它更象是后世佛教造像的佛龛。

虽然象类学术解析并不能溯及岩画时间问题,但根据周易“情伪”辨析理论或者现代考古学称的“类型学”原理。

我们可以判定“三皇神像”不属于《周易》象类表达方式,在考古学类型上它更相似于后世佛教摩岩造像表达。

基于前述分析笔者怀疑,南阳石门乡寺山村“双钺”并排岩画的右小钺极有可能经过了二次摩刻,由此破坏了右小钺原有真实情况,其二次摩刻是由佛教信徒进行的,加深了摩刻深度,与其它双钺出现了区别。

其中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只有等能够确定岩画摩刻时间的专业人士来进一步厘定 。

如果我们假定图24:南阳石门乡寺山村“双钺”并排岩画的小钺是受到了二次摩刻的破坏,它的造型当与图25南召县石门乡大石庙“双钺”并排岩画一样。

由于前面我们已经论述过钺是中华武力威权的象征性礼器,它的象征意义来自于黄河几字湾干流与渭水干流围合起来形成的一个斧钺形地理,该地理以一上制三下,又是八卦乾方,可以象征中华四隅当中威权第一。

也可象征在中华家国六亲之中,具有奉天之伐的神圣性。

但这里却出现大小两钺并排以受瞻仰场景,这其中必有一场惊天动地的中华象类史喻事。

为进一步厘清双钺蕴含的历史记载,我们再来分析双钺之间的象类情态。

加上钺的器用是武力威权的象征,则可知道该类双钺并排代表两个具有西北奉天之伐的王者在序年齿,排坐次,分权力。

如果结合中华远古象类史的记载,我们可以判断这的确当如部分学者所言。

所谓炎帝,本来是南方之帝的意思,而黄帝是之帝的意思。

我们的双钺表现的右大左小,大外小中。

如果小者坐中,则右大偏西,这好象没有南方的事。

人皇本为天皇伏羲南下巴蜀与地皇女娲圆房后生发所成,他的路线是溯岷江再转顺河渭东下,从而入主伊洛中州,他以中华北支为父,南支为母,也就是天父地母生人皇的易理逻辑。

又由于他最先对中华进行了九囿划分,故又称九头人皇,也即九头不代表他是一个九个脑袋的怪物。

人皇宣称自己是天地之子,也就是以天神下界之势东下,以获取神秘主义时代的人文优势。

在人皇成功东下取得中华主导权之后同样属于中华北支天皇伏羲氏的另一没有南下的分支兴起,有样学样。

也号称自己是天神之子,由于人皇已在先,故循理为长,所以该部自称公孙氏,也就是天帝小子的意思,以与人皇争势。

炎黄二系联手战胜以东南荆湘为基地的蚩尤之后,重塑中华,封建万国,黄帝作为中华国家创始人正式被尊奉。

所以在五行帝德历史排序中,炎帝在前,实际上是一种追奉,炎帝本来一直是以人皇继承者行世的。

根据炎黄由来象类史追溯,我们知道二者都是于西北顺河渭东下而入主中州,所以都有秉乾天斧钺奉天之伐的历史传承。

这种象类比拟达成了炎黄也是当时的西南西北的南北之间的妥协和权力再平衡,也为后世五帝中的禅让制度奠定了基本轮廓。

实际上尊奉前王,同时夺取主导权是禅让的两个要点。

后世认同者和反对者也就是基于对这两点的强调或者忽略而建立自己的观点,从而推销自己的政见,与该制度的有无没有关系。

说清了双钺并立,大侧小中的象类逻辑是黄帝建国炎黄妥协禅让关系的拟情式象类史记载。

我们再看图26:大石庙天圆地方岩画,只要略具中华传统人文的都知道方圆是物象上天地的象征,但很多人却没有意识到它也是人文上天皇和地皇的象征。

在中华远古史中天皇就是伏羲氏,也是中华北方系的始祖。

所以南阳大石庙圆上方下的圆方对比岩画也是一种关联拟情记事,其间隐喻着中华远古历史人文的迁变,南北方圆也即后天八卦的乾坤二卦的再次结合就是前面所述中州人皇的出世之时,中华人文在第一次分化之后又进行了第一次统合努力,炎黄的联合则是这种统合努力的进一步巩固。

此类伊洛中国周边为集中区的岩画发现始自具茨山,具茨山是伊洛盆地东边的屏障,而南阳则是伊洛盆地南面的门户。

综合本人对《周易》的理解以及对文史和考古方面的一些了解,初步确定南阳地区为代表的大量爻窝岩画的象类原型是星象,其表意方式为周易象类中的拟数表达。

就是说中华易理是根据数理序列奇偶相倚一步步积累起来的,最后弥纶天地之道。

如《周易·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是从二开始的偶数裂生。

所以三就是最小的天数,二是最小的地数。

首先,图28是由南阳岩画发现整理群体发布的爻窝岩画的最典型最多见的规律性图案。

它特征表现为中间主体部分为两两大致对称的六对或者五队凹穴组成,头尾及两侧则只有一个凹穴。

由于其主体往往两两左右对行,和爻象的两两交结相似,故称之为爻窝亦属妥贴。

它的原型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中华本土龟的腹甲排列方式,但多数为六对(数量大于实物),前后一个则表示头尾。

可以这样说这种超规格的六对两凹穴加上首尾左右,它是在暗喻龟在行进和左右摇摆。

由于龟的躯壳是一个整体并不是灵活曲折的一串,所以这实际上就是借龟的腹甲数量,借蛇类曲折之能,再措兽类的凶猛,来组合中华东方的象类代表龙,由此可以配季节等时序循变。

这种由形而象,由实物而虚拟的情况就是前面《周易·系辞》提到的“变化见矣”。

所以实际上这种标准化的爻窝组合是东方龙的另一种抽象表达,用这种方法的原因在于要和天上的星象结合起来。

也就是说一个爻窝本是星象,而中华龙只是由实物仿生结合星象推演出来的义理载体。

由此这种标准爻窝岩画是表达东方龙的长蛇阵操演,我们可以说它是后世传统军事阵法龙翔的由来。

图29是南阳地区南山遗址最近出土泥陶上的爻窝,从图片上残存来看尚有13个爻窝,正是南阳爻窝岩画标准式的主体。

图30是商末周初的周原遗址出土甲骨文刻纹爻窝,虽然残损,但如和标准式爻窝比对,其类型对应性是明显的。

【5】这两个与南阳岩画同地或相隔千里的爻窝书契造像出土文物,足以证明此类爻窝岩画并非好事者无聊所作,且其年代必当在商末以前。

图31是旧石器晚期湖南仙人洞遗址出土的中国最早的陶釜上的拍石压痕爻窝,只是这种爻窝并不对称而是有意保持了错开。

图32是半坡遗址出土一块陶器残片,其高度规则化的圆孔排列,虽然也可以说是星象的组合,而它更是纯粹的倚数象理。

首先我们来看该块岩画刻在一块巨石上,石头中间有个一字型凹槽把岩画分别为两半边,近端单独成一个单元且清晰完整部分是我们要分析的部分。

从整体上看我们要解析的岩画部分分为三大块,第一块是我们面对图片右边岩石边缘上有相对独立的一组标准式爻窝岩画,它主体是六对爻窝,但左右爻窝左中一个偏离位置移到了龟龙的尾部远端,由此我们知道这条龟龙必在大踏步的前行。

结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看作成熟文字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叫龙翔。

第二部分为岩画的非爻窝组成部分,它又有两内容,分布在最大爻窝与爻窝群中间,仿佛是一篇文章的图示部分。

它象是一个箭头指示,只是顶端微微呈一横之象,并指向该独立部分最大的爻窝。

另一部分则偏上,象一个抽象的十字,也象一个振翅而飞的鸟。

按周易象类逻辑及中华象类史记载,作一个振翅而飞的鸟才最为符合。

现在我们来看爻窝岩画的主体部分,该部分笔者已经把按龟龙标准化逻辑进行划圈分块,由此展现出其组合图型结构,见左上角幅图。

其中红框中为三个主体为五对的有首尾无左右的龟龙(借鸟飞而弃步行),且三只龟龙借中间龟龙相互牵扯。

绿圈中是两个很明显的七星的同心圆爻窝组,唯一个紫圈中则是一个围合有开口的八星与中间在该局部图中次大的爻窝组成的九星组。

按前面我们说的周易拟数原理,数三代表天,于地理代表北方,数二代表地,于地理则代表南方。

由此我们可以回头看箭头状的指示符号尖端呈一字,可以和最大爻窝组成一个汉字“旦”的意象。

分析到此处,我们可以下结论了,这是一幅中华东方类的拟数推演君道图。

另一颗与旦字大星对应的孤星泯然众人地藏在两条龟龙的夹角中,但它有一优势就是近中。

其象类含义是说代表东方的龟和代表南方的鸟于东南摇头摆尾而分化行进,此之谓曳,也即中华人文的分化。

最后为争夺西北黄土高原中华主导权位置而相互撕咬吞并,此之谓衔,也就是中华人文的统合。

由此屈原原文“鸱龟曳衔,鲧何听焉”就是说东方系和南方系争中华主导权时南方的鲧失败了。

我们再结合爻窝来看,近处的龟龙位置就在东南,其朝向为东南—西北向。

中间牵连两条南北的龟龙则呈南北向,象喻东南北上,成为东方系,最后上面那条龟龙则是东西向,表示到达北方后回头西向争位。

为什么要争西北呢,我们前面解析钺的地理象类时已经说过,西北乾天有斧钺形地理,可以象征奉天之伐,有最好的地缘战略优势和神圣的威权象征。

而此处象征西北权威的则不是礼器钺,而是星象“九星”。

它的表达逻辑是利用南北各有一个圆形的七星组合(南斗北斗)以象旋变,但天位的则多一个九星组合,而九星是北斗七星加辅弼二星而成。

所以这幅龙翔爻窝拟数象类图还表达了中华北方具有天然的地缘战略优势,故但凡统一的王朝绝大多数都会立都北方黄河流域。

所以以南阳为代表的爻窝岩画是以星象作象类原素,运用数理隐喻以表达中华传统书契象类并成为知识记载和传播的手段,故称之为拟数。

所谓均理就是把通过观察发现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虽然它并不呈规则状态,但可以人为的把它规则化,并成为逻辑性的表达。

首先我们看图34南阳鸭河工区柳树沟村石刻太极图.据发布描述及照片反应,该岩画在柳树沟村斜坡岩石上,磨刻线十分明显,圆半径19米,在中间偏东北、西南走向有一条直的分割线,把圆分成阴阳两部分。

分割线的两边各有一个圆形爻窝,位于正东正西,两个爻窝距离2.8米。

【6】图35也是在南阳鸭河工区发现的太极图,但该图片显然经发现者进行了勾勒显化处理,仅凭照片难以发现其摩刻痕迹,但从构图上来看与有明显摩刻痕迹图34基本相同,可引为旁证,我们还是以图34为最终依据。

图36是笔者对《周易》象类长久研究后发现的太极图的地理象类原型,也就是说太极图最初也是法地象类,即通过观察黄土高原山川地理组合形态,结合中华长期历史人文演进规律后经逻辑思维加工总结出来的象类模板。

通过图34和图35,当时的太极图和现代流行的太极图有一些区别,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太极图中间的分割线不是S线而是直线,其直线是取象黄河南北向流经黄土高原之象。

从图36太极图象类地理原型来看,太极图的圆是由周边的八卦环绕山系经想象串联加工而来。

这种实际上有一定趋势,但并不规范的情态,被人为加工以符合抽象性逻辑思维,以便象征其中的逻辑关系的方法就是均理。

我们再来看,图36圆形地理中的西南部分就是我们前解析钺形地理时的钺形地理区域用六盘山截去甘肃部分而成。

西南系的核心,也即其阴阳鱼眼实际是拟象渭水流域,即渭水由西南偏东北的流向为该区域了顺河渭东下以控制伊洛中国的天地自然与人口分布等人文动力。

同理黄土高原东北侧则主要由山西和河北部分区域组合而成,汾水大致东北西南的流向为东北系对西南系的对冲动能,所以太极图中的阴阳鱼是黄土高原内汾渭平原的互怼对冲象类而来。

成为我们前面所述共生于东南的中华文明自东南曳尾分路,在西北衔首相斗的最后战场布局,胜出者占据对方主要地盘实现统合而主导中华。

如后世夏朝和周朝是走的南路而先上西北再东下,商朝则是先北上再西升,可谓是标准的“鸱龟曳衔”套路。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以黄土高原或者伊洛中国为圆心,中华四隅结构还可以根据区域通塞分成多层同心的层级结构,以体现内中华而外蛮夷的人文布局情态。

而伊洛中国之所以能以一敌三,是因为它依托了整个西北黄土高原的斧钺形地理的地缘战略优势。

我们可以看到,中华地理的内外圈层结构如果不是笔者心知其意而描画出来,大家是不容易看出的,因为它规则性不强,所以这也是一种明显的均理象类。

《周易·系辞》:“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即指远古诸神圣的名物,都是圣人对规则的议拟。

也“河出图”,“洛出书”都是对均理的运用。

《周易·系辞》说:“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这其中的象天法地,拟物鸱龟,我们前面都已经述及。

所以天地之间的人事择广大通变至德之性以配之就是拟人配德,拟人配德实质上就是西方文化中所谓“神话”。

38:南阳石门乡男根与女阴岩画(光明网)图39:南阳谢庄岩画天文台 “日月同辉 ”岩画(新浪网南阳看点)图40:南阳汉画“日月同辉”(袁祖雨 拓)与阿斯塔那唐代绢画的中“伏羲女娲”交尾像比对图41:神州东亚的内外男女与天地方圆我们来看图38为南阳岩画中有有代表性的男根女阴造像,这里所谓代表性是指其有明显人为加工刻画痕迹,以区别大自然的巧妙天成。

因为只有人为加工刻画才是人文思想的绽放,才是我们研究的周易书契象类的岩画版表达。

我们可以看到该男根虽然有天然成型的迹象,但内中深深的星象爻窝明确告诉我们其中包含了人为的加工修饰。

同时女阴的缝隙也是天然成型,但其两侧明显磨凿迹象显示,它也是利用大自然的杰作,再由人为略加修饰而成,也可纳入岩画的书契象类表达。

在已发表的解读文章中,此类岩画一般解读为“生殖崇拜”【7】,这属于受西方人类文化学观念影响所致。

也就是《周易·系辞》说的“近取诸身”,“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也就是说对中华书契象类来说,男根女阴并不仅代表男人和女人的生殖能力,也可以代表父祖母祖。

图39为南阳谢庄近期发现的天文台岩画中的 “日月同辉 ”岩画,由于日出而月没的自然规律为人类所熟知,远古人把它们刻画在一起可以起到拟情表达的目的。

因为其大日而小月的拟情关联是很明显的,它可以表达日月合明但又昭示着日尊而月卑,这和天空上太阳的独一无二和月亮借日而明的自然现象相匹配。

由此把自然现象和社会人文关联起来,并借用自然现象的神圣性来表达某些社会人文的神圣性,这就是拟人配德。

我们先来看前面南阳地区汉画“日月同辉”石刻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面为双龙护持一个太阳,太阳中一个蹲起举手的人像,胯间露出长长的男根,这就是典型的拟人配德,即象喻太阳神是中华父祖。

这龙和鸟是不是就和我们前面所说“鸱龟曳衔”的两种代表性动物对接上了,只是龟已经变成了双龙。

而阿斯塔那唐代绢画中“伏羲女娲”交尾像正中上下也是日月之象,面对画的左边角也是三星与二星分立两侧。

这些天地、日月、男女、龙鸟等等都不是巧合,而是有依据的传承与演变。

其原理就在于拟人拟物与配德,由此把自然事物之情理移入社会人情事理,由此起到把某种社会人文关系神圣化的目的。

实际上在中华书契象类中不管是星象上的日月阴阳也好,还是易理上的乾坤也好,或者自然界的方圆天地也好都进行了拟人配德象类。

而且都可以喻指中华人文历史上的伏羲女娲,也就是说伏羲女娲并不是我们现代人理解的是一个个象我们一样的单一的自然人。

他们实际上是一个时代,一种人文特征的群体总和所作拟人化象类,也就是笔者说的拟人配德。

所以我们看阿斯塔那绢画中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只是书契象类的一种表达,并不代表他们具有人和蛇的共同的生理特征。

他们的蛇身之象只代表她们根源于东方,也就是蛇身就是星象中东方青龙的意指表达。

又比如伏羲女娲都姓风,也不代表在那种原始时代中国就已经有了姓氏,那只是后人为了传承记事,按照中华“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8】的封建名氏制度给拟议的姓氏。

因为风是巽卦另一名象,在地域中代表东南,正是天地二皇根源由来的地方。

所以南阳岩画中的确有关于三皇的记载,具体为天皇地皇,但却不是那种西方三圣的佛教坐莲台的造像方式,而是通过日月合明,通过天地方圆同在来表达。

其中所谓天柱指针是指以大别山系作为自然地理区域划分依据,其指向的东北侧为外系,为阳系,为男系,为开放系等等,其西南侧为内系,为阴系,为女系,为闭守系等。

而南阳地区的男根女阴岩画,就是以拟人配德的方式以对应这种地理划分的两边不同人文特性。

而黄土高原的圆形八卦山系,巴蜀封闭方形盆地同样也是内外,阴阳,男女,开闭、南北等人文特性的象征表达之一。

其密集的星象爻窝表达无疑是该地区极富特色的人文特征,虽然尚无与中华传统天文学星宿排布的明确对应发现,但据部分凹穴排布类型情态,认定其为星象的表意是可以确定的。

在中国古代文史记载中,明确提到最早大量研究星象的是黄帝时期。

”—《史记·五帝本纪》“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

”—《竹书纪年》图42:南阳市卧龙区潦河坡镇后庄村和尚坡的坛状岩画拓片图43:南阳市南召县小店乡关庄村南坡的岩画从《史记·五帝本纪》“获宝鼎,迎日推筴”、“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等描述中可以看出黄帝功成,迎日推策,观星拟数,大搞神秘主义,以神化其国家治理是随处可见。

而《竹书纪年》则有“帝黄服斋于宫中,坐于玄扈洛水之上…

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的相关记载。

其中“坐于玄扈洛水之上”说明黄帝曾在伊洛河上游地区有定居据点,而“邑于逐鹿之阿”也是说黄帝虽然巡狩不定,但在新郑附近周边山坳有象征城邑。

这种在汉代匈奴仍然在使用,即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王庭,但没有大规模城郭。

我们再看图42南阳市卧龙区潦河坡镇后庄村和尚坡岩画被张银河先生等称为坛状,【9】笔者又根据中国传统玉器书契造像的表意规律及其造像上面的星象爻窝进行了一些串系,以窥测其中的拟情后发现。

也就是把循环无端的整体圆环断开,故是象喻决断。

环断开之后就可以分首尾先后,故是等级出现的一种表达。

所以该器形的象征含义是内统合而外分割,这其实就是中华封建的象表达。

我们再看中间璧形器上的星象爻窝,共分三部分,其中一星独居一侧,其中心对立面则是面朝此星的六对龟龙,但左右没有辅弼。

该龟龙的身体虽然看似随形就势,但是其首尾却能和对面独星呈三星一线,也就是说此龟龙是在对视此星。

龟龙旁边则是中间四,两边二的八星组合,我们把它进行连线后发现,它仿佛是有翅膀的鸟类,这就和龟龙之类构成龙凤配。

当然我们如果根据《竹书纪年》“有大蝼如羊,大螾如虹”也可以判断该坛状岩画中璧肉上的六对爻象星象是大螾,因为螾本来源于龟的腹甲喻星拟数,五对是其正常数,六对则超过正常值可以称大。

同理我们看羊的形象,则主要表现为头上两角分指两边,如礼器璋的尖端分叉,由此我们可以确认陪伺八星组合就是如羊大蝼。

二者用的凹凸之形,阴阳男女之喻。

但“鸱龟曳衔”也就是龙凤配对是中华象类中最常用的物象,故《竹书纪年》中以羊象喻蝼笔者未采纳,而是取其鸟象。

这其中更多只是与主流传统习惯保持一致,并不说明《竹书纪年》的说法有任何错误。

图43则是南阳市南召县小店乡关庄村南坡的岩画,该幅书契繁星满天,区块不明,初看一团浆糊。

最后还是依据《周易》“参天两地而拟数”的原理,发现其中面对图象的左边有五颗星较大,又呈两颗并排,三颗等腰品置之象,由此确定它是拟数象类。

由此再观四角,发现两对角外大螾横竖垂直清晰,渐中渐旋渐裹的拟动星图象类布局就清晰了。

故以星者日生为逻辑,拟象为繁星满天,以参天两地拟数南北,以南北共宗北辰喻指中华北方为中心以及北方在南北两边的尊崇地位 。

故名之曰“景云之瑞”,所以景云之瑞实指南北的统合。

也就是黄帝娶了人皇炎帝继承人西陵嫘母,所以人皇炎帝愿意把中华共主的位置让度给了黄帝。

在《周易·讼》卦的爻辞象类史中,西陵嫘母为助有熊战蚩尤还曾经恢复过人皇炎帝之渝命,也就是回巴蜀重庆地区协助西北隅的轩辕氏共战东方蚩尤。

《周易》说:“法象莫大乎天地,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又中国文化象类中辅弼可以象类为手足,由此我们也可以把这种无辅弼龟龙视作没有四肢的龙,则是蛇蟮之类的象征,而螾也属此类。

由于螾象本由龟的腹甲拟数为象,标准数量应该是中间五对星坑爻窝加上首尾。

而伊洛盆地周边的星坑爻窝组合方式上多见六对及以上,这就呈现了积数示大的象类,由此天先见大螾大蝼土气胜的五行象类逻辑就出来了,且大螾实际上就是龙。

并以此轮替取代了自称天地之子的人皇炎帝,这就是部分古代文史中把黄帝和炎帝都拟为少典氏【11】之子的原因。

也是后世商汤自称“台小子”【12】的原因,当然也是后世中原新君继位居丧,都要自称“余小子”或者“予小子”【13】的典故所出。

而在太阳的拟人配德崇拜中由于其出东由南,只有夏季日在中天,才可以应命中华北方。

而北辰则为中华北方为主的中天独尊了大自然的喻示,完全符合神秘主义天命观的天造地设标准。

要宣传符合轩辕氏兴起的天命观,以北辰为中心的北斗星象系统是最好的选择。

由此北辰在继天空、太阳之后,成为第三个可以象征天帝或者人间帝王的象征。

故笔者认为中原星象爻窝岩画是中华人文中观星拟象天文的一个高潮期,在历史人文记载对应中,黄帝具备这样的动机且与文史多种瑞象记载相对应。

同时南阳岩画中大钺偏居,小钺示中,以小代大的拟情与黄帝和人皇(炎帝)的天帝大子与小子轮换更替是相符的。

加上天见大螾大蝼,土气胜而以土德王的种种神秘主义天命观的书契记载,笔者以为中原星象爻窝岩画当与黄帝兴盛紧密相关。

相信随着更多爻窝岩画资料的发现,包括南阳南山遗址考古成果的正式公布,我们结合文史记载,利用《周易》象类分析会有更多此类书契象类记载发现,以帮助我们对传世文献中关于文字成熟前的三皇五帝记载的理解。

对于星坑爻窝象螾喻土气胜而意指黄帝兴起,除去上面我们论述外,其实还有一些青铜器物例子,在这里我们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个梅花状构型的铜铃造像所记书契象类再做一个强调。

希望我们更多学者能够理解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地域宽广并非限于中原地区,以及一元二系多体分合且相互体认才是我们人文的内核。

由此我们要辨析中华文字成熟以前的历史,不能一时一地的单打独斗,而要相互参照,从各区域象类表达的相互体认与竞争中才能发现我们文明的本源。

图44:三星堆“梅花”铜铃造象及纹饰(《三星堆祭祀坑》)首先,我们要说明一下,据笔者用《周易》象类进行阅读,三星堆遗址是夏朝禹王初都之地,在夏后启以“均台之享”迁都伊洛盆地之后,三星堆也就成为夏社所在地,就象明朝的北京和故都南京的宗庙一样。

禹王铸鼎象治,制造了大量以山川地理形态作象类表达符号的器物来帮助国家治理,是中华文字成熟前书契象类表达的最后辉煌。

而该铜铃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器物,但它是作一种方法的总结和展示,告诉我们中华历史上有过这样的象类表达,所以它也是南阳星坑爻窝象类运用的总结性佐证。

现在我们来看图44中,铜铃构型是为梅花型,梅花的符号构型又分内外两层,又是中华圈层结构的表达。

同时梅花符号图案又由呈现相互垂直的两根直线构成,这种十字组合,由所放置角度不同可构成“+”形中正位之象,和“×”形斜交位之象(见图44附图部分)。

在后世成熟文字中它们分别演化为汉字甲和癸字,也就是天干之首尾,八卦之分圆的喻指。

故中华文明代代相因,层累而来的迹象是如此明显。

十字梅花中间加一个圆,则构成中华四隅五方以尊中的构型。

然后我们再看上面的纹饰又分三层,最上是花蒂,其纹饰为四个半圆拼合为一体,承伞花形盖天之象,正是中华(花)在上的象征。

铃体为花萼状态,上面纹饰是呈连山起伏或者波浪滚滚的山水象远的波曲纹,是彩陶上常用纹饰。

波曲纹中间斜向布局着一对方向相反,其拟情为“确然”示成功“隤然”象失败的同一纹饰【14】。

该纹饰的内容是一个三尖两刃之象,也就是红山丫形器的西南版本。

它是由中华礼器圭和璋组合而成,代表西南和东北的璧合,三尖器中又有一个圆中圆的日象符号,及一个箭矢符号。

而箭矢穿日就是后世汉字“黄”()字的甲骨文写法,与黄帝的关联是如此明确。

最后我们来看铜铃最下面的部分,其中间铃锤呈一个带叉的璋象,璋是川西平原的月牙形地理象形为原型而拟议的中华礼器,故是中华西南的象征,与东北的圭共同确立中华“规章”,所以该铃是中华西南下(夏)地为立足点而制作的书契象类记载。

我们再来看周边各花瓣上纹饰,它造型是呈圆舌圭状“芴板”,也就古代朝臣的记事板,四面围绕着中间的璋形铃锤。

这种造型其以西南为中为尊主,以东北为配角朝臣即自我为尊的逻辑是清晰可见的。

而圆舌圭状芴板花瓣纹饰就有两两对行态势的十三个星坑爻窝,与南阳六对式星坑爻窝主体相比较,它少了一颗。

但是其实并不少,另外少了的一颗代表螾头钻入中州成为“黄”字中的大星日了。

所以三星堆这个梅花铜铃是一个指示性符号集合,它是禹王夏朝“贡金九牧”所作的“远方图物”内容之一,可以作为南阳凹穴爻窝是黄帝兴起后的瑞象记载书契遗存的理论总结性证据。

通过以《周易》象类理论对上述南阳“岩石文”(岩画)逻辑性辨析,我们至此可以判定南阳岩画的性质绝对不是信手涂鸦,而具有系统性的表意目的。

虽然其中存在一定符号甚至图像文字,但因为没有语法迹象故还算不上成熟文字,只是介于结绳与成熟文字之间典型的书契象类记载。

星坑爻窝拟数象类则是南阳“岩石文”(岩画)的特色型表达,它是以中华四隅地理划分为原型,以龟的腹甲和背甲数目为介质,比照群星宗北辰现象而拟议出来的中华天文地理相互映照而象类人事即“天人合一”思想的集中表现。

龟负中华的地理拟象被众多远古文史所引用以为象类隐晦记事,如《淮南子·览冥训》所记女娲“断鳌足以立四极”,周人自称“我姬氏出自天鼋”【15】等等都以此为典故以象类隐晦记事。

这种地象实天象虚,人事幽冥,山川鬼神互相杂糅的基本逻辑构架,是文字未成熟前黄帝创立的政教合一的封建结构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外化表象之一,其核心为五行崇中,也是后世中华文明的人文内核。

注释:【1】:《南阳“岩石文(岩画)”试读》,南阳同城会,发布时间2020-01-10。

【2】:据《南阳“岩石文”(岩画)试读》,凤凰网河南综合,发布时间2020-04-11【3】:蓝成云 张建国《南阳“岩石文”(岩画)试读(七) 远古石刻的“三皇”》,《河南日报》,2020年10月28日【4】:张建国 蓝成云 张长远《远古石刻的炎帝黄帝“会盟碑”“盟誓台”》,《中国日报》中文网,2021年1月16日【5】同【1】【6】:见《南阳“岩石文”(岩画)试读(三),南阳石刻的远古太极图 》,搜狐网南阳影响力,2020-03-23【7】:蓝成云,《南阳“岩石文”(岩画)试读 (五)‘男根’》,光明网,2020-05-15【8】:见《左传隐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13】:《礼记·曲礼下》:“天子未除丧,曰予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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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竹书纪年》则有“帝黄服斋于宫中,坐于玄扈洛水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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